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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本科生课，需要有相当分量的讲课，具体的讲题包括： 1、何谓宪政？（讨论宪法、宪政、宪法秩序的概念，并介绍英国宪政的历史）。

该款规定，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经调查核实，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处理：（1）请求事实清楚，符合法律、法规、规章或者其他有关规定的，予以支持。如明克胜（Minzner）指出，信访制度是具有多重目标的治理手段，信访的制度设置仅使那些被认为危及社会稳定的，有组织、重复和大规模上访行为得到回应，信访人会积极调整信访策略，以适应这种游戏规则。

[15]故本文主要聚焦于《条例》中的相关制度安排，并着重分析，信访处理争议的制度效能不足，是否与规范预设的处理模式有关。微观政治领域的民主决策事项的实体内容需要通过民主程序，也根据特定的情势来决定，而无法事先确定。他们可将拒绝信访人请求的责任合法地推卸给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或没有明确的上级政策指引。仲裁通常是部分民事纠纷诉讼解决的前置或替代方式。总体而言，这种处理决定内容以一种目标导向的、要……的鼓励性规范表现出来。

信访处理争议更进一层的制度效能问题，即，如果信访事项没有被拒绝处理，现有机制能否进行有效回应，学界也鲜有讨论。据此，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行政信访对哪些事项获得剩余管辖。(16)同样，对于法院来说，无论是在关于紧急议题的信息收集和专业能力方面，还是在这些信息的处理和保密方面，法院都无法与行政机关相媲美，甚至无法与国会相比。

参见Behavioral Law Economics, Cass R. Sunstein e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68)参见小布什在911事件后对国会的演讲，所有地区的所有国家现在都必须做出一个决定。这些广泛的权力使得总统能够在与国会和法院的较量中拥有很多讨价还价的筹码。Arthur Schlesinger Jr. ,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p. 60. (35)参见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Found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Transform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36)Clinton Rossiter, 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 Crisis Government in the Modern Democraci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5, p. 188.(在宪政民主的生活中，如果独裁形式能够从某种程度上替代民主形式，而且如果行政机关被赋予权力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而不需要过多的讨论和妥协，那么政府将可以更容易管理一个重要的紧急状态。但问题在于，自由主义法学的理性框架无法理解紧急状态的本质。

⑧相比行政权的果断迅速，国会在行动上显得迟钝缓慢，难以有效地处理紧急问题。在紧急状态下，国家往往面临着难以对付的敌人和对手，而这就意味着决策者在收集处理信息和做出决策的前提下，也必须同时善用权谋，而不能过于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

但随后的历史发展使得美国民主制度一步步地民主化。(28) 事实上，林肯的宪法论辩更具有创造力，他不仅仅在宪法条文内部寻找总统权力的合法性，而且他在宪法整体中寻找合法性的辩护。而且，不同法院之间也不相互隶属和领导，它们也往往拥有不同的审判意识形态和对法律的理解，这都使得法院不可能在紧急状态下迅速达成统一的决策以应付危机。除此之外，林肯在国会还没有确认战争的情况下，就宣布封禁南方邦联的港口并授权没收经过该港口的所有船只。

同时，该行政命令还规定，军事法庭的管辖权是排他性的，其他任何法庭都不得接受针对军事法庭的上诉，只有总统本人可以对军事法庭的审判结果进行复议。国父们希望通过制度的筛选来实现理性政治。在这种讲话不讲理的情况下，理性讨论的空间就会不断地被压缩，理性的声音将会淹没在喧嚣的争吵中。在南北战争时期，针对一些人指责搁置人身保护令违反了宪法，林肯就凭借这一条款尖锐地指出，在将近三分之一的州，宪法和法律都处于无法执行的状态。

同时，宪法中的条款和宪法本身则为行政权的扩张提供了法律上的路径。二战之前，尽管林肯曾经在(1861年)4月15日(战争爆发之际)到7月14日(国会召开)的十个星期的时间内是一个绝对的独裁者，(38)但在战争结束之后，总统的权力迅速缩减。

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爆发和总统权力的扩张，行政权扩张已经成为自由主义者特别是自由主义法学家的噩梦，在他们看来，如果再不采取措施，美国将迟早为现代凯撒或现代克伦威尔所接管，美国两百年来所实行的共和制度终将消亡。(19)而相比之下，国会则是背景身份各异的一群人的集合体，往往面临着制度经济学中所说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难题。

(15)另一方面，行政部门的科层制也使得信息能够得到较好的保密。(11)在普莱斯案(The Prize Cases)中，最高法院确认林肯的这一行为合宪。杰斐逊之所以如此急切，不顾美国宪法明确地将外国人归化为美国公民的权力授予国会的规定，是因为这种机会千载难逢，转瞬即逝。在这种背景下，曾经只用来形容战争等严重危机的紧急状态成为了政治生活中的家常便饭。(68) 自由主义法学期望以规则和法律来规制所有的紧急状态，期望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的死亡、战争、罪犯和敌人。在选举制度方面，总统越来越多地诉诸人民的情感或激情。

(65)真正理性的态度应当是把恐怖主义分子当成罪犯来看待，以刑事政策而非战争的手段来处理他们。毕竟，不只是共和党总统扩张行政权，民主党总统对于总统单边权力的行使也不遑多让：司法部的政治化就是在卡特总统时期完成的，(55)克林顿总统在科索沃问题上也完全不顾国会没有延长对外使用武力的时限。

以理性的视角来看待阿克曼的论点，会发现其很有说服力。难道应当让除了一个条文之外的所有法律都不被执行吗，为了避免一个条文被违反，就应当让政府溃散吗？(27)在林肯看来，如果总统只是为了避免这一个条文不被违反而最终导致政府的溃散，那么他同样违反了切实执行法律条款和宪法所规定的总统的誓言。

) (37)Clinton Rossiter, 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 Crisis Government in the Modern Democraci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2005, p. 314. (38)Giorgio Agamben, State of Exception, Kevvin Attell tran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p. 20. (39)Edward Corwin, War, The Constitution Moulder, New Republic, XI, 153-155; June 9, 1917, p. 153. (40)Edward Corwin, The President, Office and Powers, 1787-1948: History and Analysis of Practice and Opin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262. (41)参见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Imperial Presidenc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42)War Powers Resolution, Pub. L. No. 93-148, 87 Stat. 555(1973). (43)National Emergencies Act, Pub. L. No. 94-412, 90 Stat. 1255(1976). (44)International Economic Emergency Powers Act, Pub. L. No. 95-223, 91 Stat. 1626(1977). (45)1981年里根总统授权美军在萨尔瓦多的行动，1999年克林顿总统在科索沃的轰炸以及2011年奥巴马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均没有寻求国会的批准或超过了时限。(24)尽管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对该行政命令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从总体上说，法院仍然认可了总统设立军事法庭的合法性。

但是，在他们看来，二战后的紧急状态很多并非真正的紧急状态，而是被人为制造出来的或至少是被加以放大和利用的紧急状态。霍尔姆斯认为，国家政治就像是医院里的工作一样，二者都需要保护病人的安全，也都存在着危险和紧急状态。他将宪法本身看做了一个法律条文，其中包含了可以搁置人身保护令的权力。而且，如果更进一步对恐怖主义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会发现反恐战争其实很不划算。

在阿克曼看来，在特殊的宪政时刻，某些行为不一定是合法的(legal)，但却具有正当性(legitimate)。(69)这种政治期望以理性来衡量所有的事物，期望消除所有理性无法理解的事物。

在某些时期，总统甚至会乾纲独断，把国会和司法机关撇在一旁。而曾经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执教过宪法课程的奥巴马总统也同样劣迹斑斑：没有经过国会同意就对利比亚使用武力，没有经过任何审判和司法程序就直接用无人机炸死美国公民。

例如，在1942年，当罗斯福准备入侵北非时，美国国内正面临着严重的通胀问题，而国会却在当年制定了一项价格控制法，否认政府设定农场最高价格的权力。紧急状态之所以很难以法律来预期和规制，主要原因就在于紧急状态和行政权的决断遵循的更多是政治的逻辑，而非纯粹理性的逻辑。

其次，宪法还有一条可以为总统权扩张辩护的万能条款：切实执行法律条款(take care clause)。(14)更重要的是，行政机关的科层制可以使得此类信息得到很好的处理。毕竟，如果某个议题不属于国家机密，那么信息的流通将不存在壁垒性的障碍，妨碍信息流通的只可能是各个权力分支的专业性水平。(37) 如果说林肯和罗斯福享受了在历史和宪政理论上的超凡待遇，被视为美国宪政民主的守护者，那么在占据宪法和政治理论主流的自由派学者看来，二战之后的总统则更多地被视为美国共和的威胁者。

在霍尔姆斯看来，小布什政府的反恐政治显然是非理性的，它经常性地突破宪法和法律的限制，诉诸人们的恐惧来进行治理。但是许多年之后，随着总统行政权力的不断扩大，在事实面前，考文也不得不改变看法，认为战争并不仅会改变战时的宪政实践，而且战争时期的宪法实践会同样或多或少地改变和平时期的宪法……因为在每一次连续性的危机中，早先的危机的宪法产物会以累积性和放大性的形式出现。

⑤进入二十一世纪，这种趋势有增无减。而林肯和罗斯福则将这种关系更推进了一步，对于他们来说，紧急时刻的行政特权内在于宪法的权力，紧急时刻对行政特权的行使本身就是宪法性的权力和责任。

(49) 行政权不仅通过将紧急状态常规化以扩大权力，而且通过招募法律精英来为这种紧急状态常规化和行政权扩张提供充分的法律支持。④在1973年出版的著作中，小施莱辛格则将美国总统称为帝制总统(imperial presidency)，并声称杰斐逊所预言的行政权的暴政几乎已经快要实现。